人民日报：新时代大庆这样回答“铁人三问”

在认定和处理违章建筑问题，政府部门也必须依法且正当，进一步加强征地拆迁管理，妥善处理城乡发展和征地拆迁的关系，坚决纠正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关于治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有学者进行过研究，并论证了治理理论具备在中国的适用性[8]（第114－119页），其主要适用在第三部门、公民社会、地方治理、乡村治理等论域。此外，通过特别行政区治理，中央政府以一国内地区间协议、授权管辖等机制，为特别行政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从而强化了特别行政区居民对国家的认同，并终将提升国家治理在特别行政区的认受度。

因此，如何使特别行政区治理顺应香港、澳门的地位变化，在特别行政区制度框架内，以基本法为依据，运用释法、立法和订立协议等法律手段，科学、合理地调整央港关系、央澳关系，改善中央的治理方式，从而构建起中央与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之间的和谐关系，并强化特别行政区的公民对于国家主体部分的认同，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内地与特别行政区之间的社会融合，是新时期特别行政区治理的重要功能。在跨域治理领域，根据一国两制原则，中央政府也不能直接通过全国性法律或命令等传统方式，自上而下地解决这一问题。特别行政区的一些政治问题往往通过司法途径呈现，进而转化为《基本法》条文的解释问题[10]（第332－333页），这就使解释《基本法》成为定争止纷、维护中央权力、保障《基本法》得到正确适用的重要途径。然而，在行使权力、进行治理的过程中，特别行政区政府是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权力行使主体。特别行政区制度在将国家主体部分和特别地区整合成统一国家和有机整体，以及治理统一国家下的港澳地区和调整央港关系和央澳关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特别行政区制度为我国法治提供了多方面资源，包括国家主体部分和特别地区整合成统一国家和有机整体的法律途径和方式，以及统一国家内特别行政区依法治理的方式和处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法治模式，等等。具体化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包括特别行政区依据《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处理特别行政区各项事务的具体制度，具体化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框架内的治理，属于地方治理的范畴。不能设想一直就没有任何的宪法政治实践，到了某一天，由于某个事件，就可以宣布一个国家树立起了宪法权威，建立起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再说，让民营企业家到清华大学﹙或人大、北大、浙大等其他教育培训机构﹚学习培训，具有开阔视野、提高素质、增强能力的作用。它及时解决了困扰经济发展、阻碍改革深化的若干最紧迫、棘手的压抑经济自由、造成不平等的问题，舒缓了宪法规范与改革现实之间的张力。修改宪法，是关乎国家和人民根本与长远利益的大事，应充分发扬民主，同时依法从容推进。第二个典型事例：浙江省组织民营企业家到清华大学深造以提升管理素养惹争议———政府应否以及如何做此类事情？如何认识政府的角色、职能和职责？关键是，如何认识和执行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已逐渐发生极大变化的关于非公经济的国家政策？ 浙江省人事厅在2006年底曾选送了一批浙江民营企业家到清华大学培训以提升素质和能力，此事被称为民企老总上清华[5]。

狭义的现行宪法仅指现行有效的宪法典。关键是，动员和号召市民参与公安交通安全管理过程，成为交通警察的助手与伙伴，这是创建法制平台帮助市民行使写进我国宪法的基本权利，落实宪法制度[3]。

修宪的意义在于：通过一系列关键性的修改，将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和成熟经验及时加以总结、确认和固定化，也可将执政党确定的重大方针和政策在达成必要的社会共识之后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而化解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某些脱节和冲突，使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更相符合、更加协调，使修宪行为与执政党、中央国家机关的重大决策能够一致起来，这有利于树立宪法的权威，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通过新的价值追求为改革与发展提供更加切实有力的指导、推动和保障。然后，就影响到行政管理过程，逐渐出现行政民主化的现象。在经济、政治、行政、文化和社会改革创新的过程中，人们日益认识到必须摒弃集权、打破垄断、放松规制、约束权力，逐渐就崇尚民主、追求自由、注重平等、尊重人权、保护权利、鼓励公开等形成共识，这些主张与认识也成为改革时代人们新的价值追求。经过31年变迁和4次修改，形成31条修正案，这些修正案与现行的1982年宪法一起，构成了我国的治国安邦总章程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前的选举制度并不是国际社会意义上作为民意代表的议员的选举，中国与国际社会的选举制度并不处在共同的法治平台上，因此无法以国际社会议员选举的规则(选举制度)来改革中国当前人大代表及常委会委员的选举模式，除非先行改变中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人大代表与常委会委员的性质。何况，对特定属性的名额保障，实际上都会形成反效果，使其参政能力及影响力，反而在过度保障之下无法提升，成为永远的少数。参见许庆雄著：《宪法入门Ⅱ：政府体制篇》，台北：月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42页。(二)中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人大代表及常委会委员之性质 1.人大及其常委会、人大代表与常委会委员同国际社会议会和议员之相同点。

(27)许庆雄著：《宪法入门Ⅱ：政府体制篇》，台北：月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44页。我国人大代表与人大常委会委员(尤其是常委会专职委员)的行政级别现象，与国际社会作为民意代表的议员有天壤之别。

⑤吴庚著：《政法理论与法学方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页。(31)《中共A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做好全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意见》(内部资料)，资料采源：中共A省B市C区委组织部。

(4)按时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认真审议各项议案、报告和其他议题，发表意见，做好会议期间的各项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4条第二项)。同样也无助于解读当前中国选举制度中存在的一些与国际社会议员民主选举格格不入的现象。其理由是十分清楚的，如果一位议员同时出任政府部长，或其他国家机构的高级公务员，那么他的独立性肯定会受到影响。人大代表及常委会委员的这种行政级别机制，与人大作为一个集意见建议与政策表决于一身的政治咨询与法定表决机构的性质相协调。这是因为，民主选举的本质是选民(人民)按照严格的法律程序投票选择认为真正能够代表自己的代议士的政治行为。因为，尽管国际社会议会议员的选举的结果必然出现类似于中国法律规定的所谓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的结构，即性别、族群(Ethnic Group)、职业、党派，乃至受教育、宗教信仰等状况，但是，预先在法律上规定应当选举什么样的性别、族群、职业等特殊身份的民意代表的确难以想象。

如此一来，人大代表之间和常委会委员之间事实上存在着行政级别上的差异，因为相对于工人、农民等没有行政级别的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来说，这些有行政级别的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便是人大或人大常委会的领导。2010年《选举法》修正后，对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回避作了规定，即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为代表候选人的，应当辞去选举委员会的职务(《选举法》第9条第二款)。

它在本质上是由一群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产生出来的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组成的、集意见建议与政策表决于一身的政治咨询与法定表决机构。有的说，人大会期应该更长些，每次会议开3个月至5个月的时间。

(19)王比学：《公民旁听见证民主》，载《人民日报》2009年7月15日。(18)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草案)〉的说明——1989年3月28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这种状况，要求作为由民意代表组成的民意机关的活动，原则上应当是公开的，除了涉及国家秘密，议员们通过投票表决可以不予公开外，议会作为代议机关、民主决策机关和高度政治利益平衡机关，其活动应当置于阳光之下。这些人大代表占总人数的6.4％，其中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副主任19人、妇女主任3人、普通农民6人。这一性质契合了现行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规模、结构、职务兼容性、行政级别与薪俸等制度设计，以及人大及其常委会会期设计、议事模式等具体制度实践。按照民主原则，作为民意代表的议员，通过选举产生的政治性官员身份，决定了他们必须时刻受到选民(人民)的监督，选民(人民)有权利了解议员履行职务的言行，以判断他们是否真正代表了选民(人民)的利益，以便决定是否继续支持他们——至少为下一次选举是否投他们一票提供信息。

(11)事实上，作为民意代表的议员本身应当具备平等、独立、自由等属性，因而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议员的法律地位必须依严格的形式平等原则加以设计，使议员们能够平等、独立且自由地行使相同的权利、履行相同的义务。反观我国，由于人大代表采用兼职制度、人大常委会部分委员也采用兼职制度，人大代表与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工资待遇按照所属单位原来具体工作岗位发放工资、享受待遇(没有工作单位的，比如农民代表，则自然不存在工资)。

这是因为：由普遍具备行政级别的人大代表组成的人大，是一个高度的同质性的特殊政治机构，党政机关常规下的行政运作模式由此可以潜移默化地渗透到这种在法律层面上按照平等人之间设置规则(比如议事规则中的一人一票、票值相等、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的机构中，透过人大会议高度仪式化(比如人大会场中少数民族代表需要穿戴本民族传统服饰、僧侣代表需要穿戴僧服等)、程序化运作规则，演绎出一场场中国特色的国家权力机关政治大戏。(6)加强履职学习和调查研究，不断提高执行代表职务的能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4条第四项)。

(2)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宪法》第76条第二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41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7条第一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4条第五项)。有民主党派、工商联、工会、妇联、侨联、宗教团体等不同界别的代表。

然而，代表结构的预先安排以及选举的模式大致是相同的。或许正因如此，一些学者将中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人大代表与人大常委会委员视为国际社会意义的民意机关和民意代表。(33)乔晓阳、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释义及问题解答(新编版)》，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4页。⑥许庆雄著：《宪法入门》，台北：月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246页。

(36)参阅云南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程序和方法》第四章第一节，载云南省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工作委员会编：《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手册》(2007年5月)，内部资料，资料来源：中共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组织部。(2)对于性别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第6条第一款)。

实践中，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兼任其他职务成为中国人大制度的一大特色。自然应当按时出席议会相关会议，认真审议各项议案、报告和其他议题，发表意见，做好会议期间的各项工作，自然自己会加强履职学习和调查研究，不断提高执行代表职务的能力，自然会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廉洁自律，公道正派，勤勉尽责。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明确规定，代表按照本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执行代表职务，其所在单位按正常出勤对待，享受所在单位的工资和其他待遇(第34条第一款)。事实上，削减人大代表数量、提高人大代表专职化、增加开会次数、延长会期等提出对症下药意见的前提，恰恰是按照国际社会作为民意机关的议会的组成和运作模式的考虑为前提的。